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为什么许多中国人玩世不恭？
送交者: yousi1 2002年11月21日12:07:58
佛教可以发展为社会的意识而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始终飘浮在
社会之外，充当信徒的纯精神向导。这种行为方式实际上是以逃避的方式
去超越现实世界，与基督教的殉教(以及从殉教发展而来的"圣战")思想，
完全相反。
儒家则在入世的另一极上，超越精神被略而不计，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政治宏愿，总在骚动着那些自强不息者的心，但在这宏愿之上
却没有一个更抽象的精神观念为之依托，结果是，上流者空谈性命之理，
下流者堕入功名利禄。基督教的建功立业，在终极价值取向上为的是张扬
上帝，这可以缓冲世俗利益的纷争，可以淡化无神论者的急切近利和死亡
恐惧。而儒家的义利观念虽有参差，但最后只能以世俗的成败实践为终极
价值（类似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归根结蒂是把性命寄
托给最靠不住的舆论和谣言，托付给瞬息而变的社会情绪。皇帝要传位，
千秋万代永不易服色；臣子总想封妻荫子，荣耀一生；就连自称清清白[]
[][]也非得挤进学而优则仕的名利场，否则死不瞑目。社会结构以此为核
心，形成官本位的等级社会。君子的自强不息，几近于小人的明争暗斗；
施展个人的才华，等同于诡计与阴谋。到头来，千古往事，一江流水，入
世者失去的是整个世界。世界没有因为儒士们的过分参与变得美好，反倒
因为他们相持不下的内耗而失去往日的活力。古老的中原帝国在官吏的治
理下日见衰朽；长城时代的中国社会，只有维持之功，没有发展之力。
一个民族所害怕的东西，往往也正是它所追求的东西。基督教民族害
怕上帝的惩罚这一至上法则，它追求的因此正是上帝的恩宠。为此，他排
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么，拒绝承认上帝的中国人害怕什么呢？中国人
最"畏人言"，为了讨好人言，他不惜矫情变性，伪装自己。基督徒以"爱邻
人"为美德，中国人则以"怕邻人"、防范邻人为圭臬。在古代儒家的理想中
，君子还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但在每况愈下的长城
时代的维持状态中，三畏被简化成一畏：“畏大人”成为官本位社会所有
恐惧感的焦点。
结果，圣人之言是在强权的大人（官家）的转述中被理解的；而天命
则是强权大人（皇帝）的符篆而已。"畏大人"不能导致社会的进步，只能
导致民族的衰败，导致事实上的不负责任、大家纷纷逃避现实。
这样的民族自然喜爱投机取巧，善于凭着天赋的直觉从现实的此岸，
一步跨到理想的彼岸。我们似乎忘记了，由此及彼，当还有一段脚踏实地
才能走完的漫长路程。而这路程对于急切近利的长城时代的亡灵们，似乎
又是过于艰难了。
基督徒的上帝则是谴责聪明的，他嘉许的是虔信。对上帝的敬畏，不
仅可以抑制人们的贪欲，还可以抑制强权者的横暴。结果上帝成了社会均
力均衡的杠杆，成了社会多元的护符。
基督徒们似乎比较笨拙，他们是一步步从现实走向理想的。跋涉中间
，他们思索着上帝该是怎样的，注意在每一个脚印上留下上帝的意志与光
荣。
聪明的长城时代的臣民们，则是反被聪明所误，空怀理想，困守现实
。
这或许可以回答，中国文化为什么比之西方文化较少爆发力与冲击力
，较少快速地增长与快速的转移。"革命"一词，在中国只意味着改朝换代
、鼎革权力中心；并不意味着社会进化和天体运行。因此，“革命”在中
国是可逆的，如毛泽东所说是可以反复进行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基督教政治文化在人生行为方式上的这一不同态
度，决定了他们在空间上遭遇之后必会发生严重的对抗。这是文化交流中
的正常现象。但这对抗的结果是不可能有利于中国的。中方崇柔而西方崇
刚，中方势阴而西方势阳。中国强调内部一律、压制不同意见，而西方允
许内部冲突、获得锻炼机会。因此，西方人是有准备而来，中国人则常被
卷入无准备之战。
基督教中，人性与神性经常发生冲突，上帝的超验性，诱使人的好奇
心追寻作为人性理想的神性。为捍卫上帝而战的精神，不仅完善了基督教
自身，同时也推动了社会前进。人类的良知在上帝面前的自我发现，可以
恰到好处地干预社会，在人间通过具体形式(或是宗教，或是科学，或是政
治文化)实现上帝的精神，这精神是人本身的最高精神状态。基督预言的天
国，其实也是人类自己在反抗世俗权威的创造性活动中创建的。这理想，
也是上帝的本义。而在中国，反抗世俗权威的行为，由于缺乏上帝的担保
，很容易流为盲目的破坏；但维护世俗权威则又阻碍社会进步、助长贪污
腐败……这种两难之境，正所谓“一放就乱、一统就死。”无超越性，使
中国永在一治一乱的循环中，不能自拔。
从基督的启示中得知，协调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统一出世与入世的分
裂，是再造国魂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因为出世与人世的矛盾态度，至
今还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社会。举个例子，"文革"是入世精神的前所未有
的极端表现，它甚至否定了人们保存私生活和完整的家庭生活的权利。在
这一极端上，它甚至违背了中国的传统；那时候，许多人都真诚相信，跟
着领袖的手势与红宝书，就可以拯救世界。但是，这是从基督教政治文化
的救主观念引申来的，因为中国传统只强调了领袖的顺时性而不认为其逆
时性("反潮流")具有决定意义。但是，文革又是一场极端世俗化的伪基督
教运动。它崇拜的是具体的个人，而非抽象的上帝。而人类自身的伟大却
是可验的即可以否证、可以证伪的。我们可以把一个人奉若神明吗？但其
荒诞在于，这个神明一旦倒下，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全部价值体系，便立刻
崩塌，社会行为陷入不可避免地大混乱。当人们发现自己入世动力竟是一
个精心编造的世俗陷井时，自然会转向心灰意冷的极端出世境界，对社会
漠不关心，那种盲目的个人崇拜的狂热，变得虚无飘渺、弃我而去！文革
之后的“信仰危机”，便是极端世俗化的人们在灰心之余向往出世的一种
表现。由于这种向往的内核，是入世时遭遇的挫折，人们就变得玩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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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yousi1 2002年11月21日12:07:58
佛教可以发展为社会的意识而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始终飘浮在
社会之外，充当信徒的纯精神向导。这种行为方式实际上是以逃避的方式
去超越现实世界，与基督教的殉教(以及从殉教发展而来的"圣战")思想，
完全相反。
儒家则在入世的另一极上，超越精神被略而不计，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政治宏愿，总在骚动着那些自强不息者的心，但在这宏愿之上
却没有一个更抽象的精神观念为之依托，结果是，上流者空谈性命之理，
下流者堕入功名利禄。基督教的建功立业，在终极价值取向上为的是张扬
上帝，这可以缓冲世俗利益的纷争，可以淡化无神论者的急切近利和死亡
恐惧。而儒家的义利观念虽有参差，但最后只能以世俗的成败实践为终极
价值（类似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归根结蒂是把性命寄
托给最靠不住的舆论和谣言，托付给瞬息而变的社会情绪。皇帝要传位，
千秋万代永不易服色；臣子总想封妻荫子，荣耀一生；就连自称清清白[]
[][]也非得挤进学而优则仕的名利场，否则死不瞑目。社会结构以此为核
心，形成官本位的等级社会。君子的自强不息，几近于小人的明争暗斗；
施展个人的才华，等同于诡计与阴谋。到头来，千古往事，一江流水，入
世者失去的是整个世界。世界没有因为儒士们的过分参与变得美好，反倒
因为他们相持不下的内耗而失去往日的活力。古老的中原帝国在官吏的治
理下日见衰朽；长城时代的中国社会，只有维持之功，没有发展之力。
一个民族所害怕的东西，往往也正是它所追求的东西。基督教民族害
怕上帝的惩罚这一至上法则，它追求的因此正是上帝的恩宠。为此，他排
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么，拒绝承认上帝的中国人害怕什么呢？中国人
最"畏人言"，为了讨好人言，他不惜矫情变性，伪装自己。基督徒以"爱邻
人"为美德，中国人则以"怕邻人"、防范邻人为圭臬。在古代儒家的理想中
，君子还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但在每况愈下的长城
时代的维持状态中，三畏被简化成一畏：“畏大人”成为官本位社会所有
恐惧感的焦点。
结果，圣人之言是在强权的大人（官家）的转述中被理解的；而天命
则是强权大人（皇帝）的符篆而已。"畏大人"不能导致社会的进步，只能
导致民族的衰败，导致事实上的不负责任、大家纷纷逃避现实。
这样的民族自然喜爱投机取巧，善于凭着天赋的直觉从现实的此岸，
一步跨到理想的彼岸。我们似乎忘记了，由此及彼，当还有一段脚踏实地
才能走完的漫长路程。而这路程对于急切近利的长城时代的亡灵们，似乎
又是过于艰难了。
基督徒的上帝则是谴责聪明的，他嘉许的是虔信。对上帝的敬畏，不
仅可以抑制人们的贪欲，还可以抑制强权者的横暴。结果上帝成了社会均
力均衡的杠杆，成了社会多元的护符。
基督徒们似乎比较笨拙，他们是一步步从现实走向理想的。跋涉中间
，他们思索着上帝该是怎样的，注意在每一个脚印上留下上帝的意志与光
荣。
聪明的长城时代的臣民们，则是反被聪明所误，空怀理想，困守现实
。
这或许可以回答，中国文化为什么比之西方文化较少爆发力与冲击力
，较少快速地增长与快速的转移。"革命"一词，在中国只意味着改朝换代
、鼎革权力中心；并不意味着社会进化和天体运行。因此，“革命”在中
国是可逆的，如毛泽东所说是可以反复进行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基督教政治文化在人生行为方式上的这一不同态
度，决定了他们在空间上遭遇之后必会发生严重的对抗。这是文化交流中
的正常现象。但这对抗的结果是不可能有利于中国的。中方崇柔而西方崇
刚，中方势阴而西方势阳。中国强调内部一律、压制不同意见，而西方允
许内部冲突、获得锻炼机会。因此，西方人是有准备而来，中国人则常被
卷入无准备之战。
基督教中，人性与神性经常发生冲突，上帝的超验性，诱使人的好奇
心追寻作为人性理想的神性。为捍卫上帝而战的精神，不仅完善了基督教
自身，同时也推动了社会前进。人类的良知在上帝面前的自我发现，可以
恰到好处地干预社会，在人间通过具体形式(或是宗教，或是科学，或是政
治文化)实现上帝的精神，这精神是人本身的最高精神状态。基督预言的天
国，其实也是人类自己在反抗世俗权威的创造性活动中创建的。这理想，
也是上帝的本义。而在中国，反抗世俗权威的行为，由于缺乏上帝的担保
，很容易流为盲目的破坏；但维护世俗权威则又阻碍社会进步、助长贪污
腐败……这种两难之境，正所谓“一放就乱、一统就死。”无超越性，使
中国永在一治一乱的循环中，不能自拔。
从基督的启示中得知，协调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统一出世与入世的分
裂，是再造国魂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因为出世与人世的矛盾态度，至
今还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社会。举个例子，"文革"是入世精神的前所未有
的极端表现，它甚至否定了人们保存私生活和完整的家庭生活的权利。在
这一极端上，它甚至违背了中国的传统；那时候，许多人都真诚相信，跟
着领袖的手势与红宝书，就可以拯救世界。但是，这是从基督教政治文化
的救主观念引申来的，因为中国传统只强调了领袖的顺时性而不认为其逆
时性("反潮流")具有决定意义。但是，文革又是一场极端世俗化的伪基督
教运动。它崇拜的是具体的个人，而非抽象的上帝。而人类自身的伟大却
是可验的即可以否证、可以证伪的。我们可以把一个人奉若神明吗？但其
荒诞在于，这个神明一旦倒下，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全部价值体系，便立刻
崩塌，社会行为陷入不可避免地大混乱。当人们发现自己入世动力竟是一
个精心编造的世俗陷井时，自然会转向心灰意冷的极端出世境界，对社会
漠不关心，那种盲目的个人崇拜的狂热，变得虚无飘渺、弃我而去！文革
之后的“信仰危机”，便是极端世俗化的人们在灰心之余向往出世的一种
表现。由于这种向往的内核，是入世时遭遇的挫折，人们就变得玩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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