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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发生的日本耶稣会所办的上智大学部分发生参拜靖国神社不行礼的事件即所谓“上智大学事件”，引起了当时的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弹。时任广岛主教 Johannes Ross（1875年—1969年） 为解决这一问题，遂展开对教史的研究试图找出有利的案例和证据。结果发现1258年时教廷曾颁发一件通谕，允许教徒可以参加非基督教的仪式，由于此谕先于中国礼仪之争，因此对重视传统的罗马教会而言，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在几经讨论之后，罗马教廷发布通告，允许日本教徒在神社中低头行礼，因为此举“除了表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天皇的忠诚外，别无他意”。
　　该事件为日后解决中国礼仪之争埋下了伏笔。1934年，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之下登基为满洲国皇帝，将祭孔定为强制的文化政策。梵蒂冈不顾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反对，承认满洲国政权，因此再度面临两个多世纪以前的礼仪问题。由于满洲国政府在回复吉林主教高德惠的讯问时，答复曰：“尊孔仪式的唯一目的，就是彰显对孔子的崇敬之情，绝对不带宗教的特质。”再加上有先前日本神社事件的前例，教宗庇护十一世于1935年发布命令，要求满洲国教区主教应谨慎确认祭孔无宗教特质，而神职人员在行过反对中国礼仪的宣誓之后，还应等待主教们的指导，以避免疑惑和争执。
　　1939年，教宗庇护十二世 （Pope Pius XII，1939年-1958年在位）颁布“众所皆知”（Plane compertum est）通谕：
　　“允许教徒参加祭孔仪式；可以在教会学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并容许鞠躬致敬；如果教徒必须出席带有迷信色彩的公共仪式时，必须抱持消极的态度；在死者或其遗像、牌位之前鞠躬，是被允许且是适当的。”
　　但教廷并不承认先前相关的通谕是错误的，而是认为过去宗教性的祭祖、祭孔观念，历经数百年后已变成了世俗性活动，故可以被酌情允许。此一宣言对亚洲儒家文化圈内的天主教徒亦是一种解放，如越南也在1964年针对祭拜祖先、民族英雄和战争亡魂等事，获得教宗的特许。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国礼仪之争”是清初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次大碰撞。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基督教修会间的争论发展成为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的政教之争。中西文化传统对宗教的不同理解使二者之间的分歧无法调解，罗马教廷的武断强硬态度最终使矛盾激化为抗争，导致了清王朝的禁教政策。“中国礼仪之争”的结果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实质性接触可说在16—17世纪基督教第三次来华传播开始，耶稣会士利玛窦利用儒家经典中关于天、上帝等概念论证基督教至上神的存在，并顺应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祀孔、祭祖等传统礼仪和社会习俗进行传教，此谓“礼仪之争”的伏笔。虽然其继任者怀疑并部分否定其传教路线，但直到多明我会士来华反对耶稣会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才正式挑起“中国礼仪之争”。举棋不定的罗马教廷在听了来华的代牧教主阎当的建议后，武断地决定禁行中国礼仪。耶稣会士请康熙出面证明祀孔祭祖乃传统习俗而非宗教礼仪。然而教皇特使糟糕的沟通和他对中华文化的无知最终造成双方分别实行禁行中国礼仪与禁教的强硬抗争。罗马教会和中国皇帝各有自己应负的责任，但礼仪之争、尤其是教皇的武断干预最终导致了康熙的禁教这是不争的事实。

礼仪之争在中国引发了深远的负面影响：造成中国对基督教乃至西方文化的冷淡，随禁教而来的是日趋严重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中国基督教会来说也是灾难性的，由于禁教因而采取不正当手段甚至是鼓动以武力传教，加重了基督教在中国作为“洋教”的不光彩角色，加深了中西方的隔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仍将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双方应保持一种互相尊重的、和平的心态。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