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回到人間的馬克思(赵刚)(2)
(舊題﹕其實﹐馬克思就在樓上)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工人阶级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克思一生无所畏惧。1865年，在给女儿小燕妮和劳拉所写的《自白》里，马克思曾豪情万丈地表示：对幸福的理解，就是斗争。如此看来，这世界上，还真没有让马克思害怕的东西。话虽这样说，可马克思毕竟是人，不是神仙。既然是人，就会有叫马克思心惊肉跳的事---那就是债主上门讨债。
1849年，马克思全家流亡到了伦敦。此时的马克思不仅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而且他的夫人燕妮即将为他生育的第四个孩子。刚到伦敦时，靠着夫人燕妮母亲的资助，全家人住在切尔西市区安德森大街。这是全城的时髦地段，紧邻国王路，租金昂贵。住在这样的地段，马克思和家人自然心情舒畅，可住了不到半年，就无法再住下去了。原因很简单，没钱付房租。
屋漏偏逢连阴雨，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刚刚出生的小福克斯，患上重病，经常剧烈抽风，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没钱雇奶妈，体弱多病的燕妮只好拖累着羸弱的身躯，自己给孩子喂奶。燕妮在给朋友魏德迈的信中曾痛苦地写到：由于病痛，孩子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开了口子，鲜血常常流进孩子抖动的小嘴里。
没钱交房租，房东叫来了法警，把马克思一家的全部家当，衣物、床铺、甚至是孩子的摇篮和玩具全部查封。并告知，如果两个小时后，仍还不上房钱，就将查封的东西全都拉走。尽管，马克思有剥夺剥夺者，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勇气和打算，可远水解不了近渴。花钱租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饶是马克思英雄，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焦头烂额的马克思，只得顶风冒雨，连夜四处寻找便宜的住处。可房主一听他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意出租。
听说马克思的财产被查封了，面包铺、肉铺、牛奶铺。药房的老板全都赶来了，生怕马克思欠的债黄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查封的床和值钱的东西，装上小车，拉起就走。按当时英国的法律，天黑以后，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又把警察叫来了，说马克思一家欠债不还，还要逃跑到国外去。谁说英国人绅士，不好起哄，纯粹胡扯。就在马克思一家与房东、债主为如何分摊债务吵成一锅粥时，不到5分钟，家门口就聚集了不下2、300个看热闹的人，比手划脚，指指点点，连奚落带挖苦。仅仅欠了5英镑的房租，竟遭到如此羞辱，出身名门闺秀的燕妮，那里见过这个阵势。要命的是，此刻，丈夫不在身边，身旁的孩子又怕又冷，瑟瑟发抖，低声哭泣。面对盛气凌人的女房东和咄咄逼人的债主，燕妮羞愧难当，心力憔悴。气得这位高贵文雅的夫人骂道：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
好说歹说，房东和债主们总算答应再延缓一个晚上。当夜，全家都睡在地板上。天亮后，马克思卖掉了一切家当，还清了所有债务，搬到了房租便宜的第恩街64号(见威廉.麦克莱伦《马克思传》235页)。这仅是马克思贫困生活中的一个插曲。
用老马自己的话说，他一生中打交道最多的一是当铺，二是债主。为了生计，他不仅将燕妮陪嫁的首饰、银器餐具给当掉到了，甚至连自己的外衣。裤子也当掉了。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自我解嘲地调侃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经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36页)最后，甭说是不知肉味，连吃面包和土豆都成了问题。
家里该当的东西都当了，剩下的出路只有借钱和赊账了。尽管马克思抨击资本主义如何罪恶，但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它的信用机制还是解救了马克思，否则老马还真是活不下去了。用燕妮的话说，从某些庸人那里借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痛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这也难怪，让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小姐，张着手，向朋友借几先令和便士，无异于乞讨，有失颜面。
威廉.麦克莱伦曾说，如果阅读马克思的信件，会有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家庭困难主要归因于他们生活在最为贫困潦倒的境地之中。然而，对马克思的收入认真考察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他的困难与其说来自真正的贫穷，倒不如说是希望保住面子，并且不会节用资金。这话听起来不近人情，可要从马克思一生的经历来看，麦克莱伦这番话，倒也没冤枉老马。
马克思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过着富足、舒适的生活。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名律师，在特里尔城担任律师协会主席，而且是当地高级诉讼法庭法律顾问，在市民中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马克思出生的地方是一幢建筑相当好的三层楼房。不久，他父亲买下了另一处房产，不仅有10间房，而且庭院中还有一套别墅。家中有两个女仆，在城市边缘还有一个葡萄园。
据最近的媒体报道，这套房现在是用于眼镜店和助听器店。100多年前，当地的马尔家族从马克思家人手中将这套房产买下。按照目前市场行情，这房产可以卖到100万欧元左右，将近1000万人民币。
在这样优越的生活条件下，马克思自然年少气盛。在中学期间，马克思的同学大部分出身中下层，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马克思很瞧不起这些人，经常写讽刺诗文嘲笑他们，并轻蔑地说这些人是农村来的笨人。自然，这些家境贫寒的穷孩子，也没有成为马克思的朋友。17岁时，马克思被送到波恩大学就读法律。远离父母，独立生活，用威廉.麦克莱伦的话说，马克思花钱一直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大手大脚，不善理财。这个毛病，伴随了马克思终生。在校期间，马克思参加了同乡会，把钱都花在了喝酒和各种交际方面。曾经因为醉酒吵闹，扰乱安宁被监禁。在与其他学生的决斗中，老马的左眼上部还受了伤，并被控有携带违禁武器，险些再遭惩处。
为此，老马克思气儿不打一处来。他不愧是律师，在给儿子的回信中，充分发挥了律师的辩才，连讽刺带挖苦：你小子不好好学习，整天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蹰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在花钱上就好像我们是阔佬，一年之内殿下已经快花光了700塔勒，既不合理也不通情。最富人家的子弟也不过花500塔勒。为什么？
也怪不得老马克思火冒三丈，按照当时的生活标准，普通人家一年只花180塔勒到200塔勒就够了，即使柏林市议员的年俸也不过800塔勒。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这样的开销，自然被父亲视为是那个为了获取种种快乐而与恶魔交往，出卖灵魂，堕入地狱的浮士德式的浪荡鬼。
大学没读完，马克思又谈上恋爱。对象是特里尔市的枢密顾问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燕妮出身名门，父亲和哥哥都是普鲁士的高官，典型的资产阶级上层家庭。老马克思担心儿子过早恋爱，难成大器，质问道：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能成熟吗？不管怎样，马克思与燕妮的结合，对马克思来说绝对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尽管马克思曾有愧于燕妮对他的忠贞。
一位是中产阶级出身的少爷，一位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小姐，在成为革命职业家之后，仍然按照过去的方式生活，面临的困窘可想而知。其实，按照马克思当时的收入，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馈赠，老马不至于闹到一贫如洗的地步。就在搬到第恩街64号的第二年，马克思一年至少有150英镑的进帐。在当时，150英镑对一个五口之家的中层偏低的家庭来说是足够用了。老马的朋弗莱里格拉特的家境与马克思相似，他一年收入不足200英镑，还经常自夸，说自己从来没有缺少过美味的牛排。
马克思和燕妮的出身决定了他们都是讲究生活品味和质量的，同时，过去的家境与地位也使得他们不得不顾及颜面。他们喜欢让别人觉得他们在伦敦过的很舒适惬意。马克思的母亲去世后，有一笔遗产要由老马在荷兰的舅舅会给他，为了撑面子，马克思回信欺骗他舅舅，说自己并不着急要这笔钱，因为自己刚刚在伦敦股票市场赚了400英镑。
马克思有一位战友，名叫奥古斯特.维利希，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盟员。此人出身显赫，是霍亨索伦王室后裔，普鲁士军官。1849年巴登起义中，恩格斯曾做过他的副官。他一到英国就来看老马，可马克思却毫不领情。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伤了马克思的自尊心。那天一清早，维利希身着华丽服装，登门拜访，打了老马一个措手不及，老马家中的窘迫自然尽收眼底。好面子的马克思自然不高兴。甚至燕妮也无端地怀疑，维利希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要勾引我？
为了顾及面子，马克思要子女接受上流社会所需的一切教育，补习法语、意大利语、请私人老师教授绘画、租借钢琴，学习音乐，并且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这一切，使得马克思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
1854年，燕妮要回特里尔探亲。出嫁的姑娘回娘家，当然不能太寒酸。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里尔，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376页)为了让燕妮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回娘家省亲，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马克思花了不少钱。可这样一来，面包房、肉铺的债主们不干了。合着，您有钱置办行头，没钱还债。您光顾着捣饬您老婆了，她倒是漂亮了，可您欠的饭钱和肉钱，我们向谁要去！面对债主的吵吵闹闹，马克思一点辄也没有，特沮丧，只好对恩格斯嘟囔：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8卷，28页)
对于贫困，马克思十分无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喟然长叹：老实说，我宁可切掉我的大拇指，也不愿意给你写这封信。每一想到半生过着依赖别人的生活，简直心灰意冷、并自我解嘲地说：我希望并深信，一年以后我能赢得一个像样的生活，根本改善我的经济状况，并终于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338页，441页)
作为革命者，马克思极端蔑视资本主义制度，他痛恨这个社会，他咬牙切齿地发誓：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9卷，551页)，公开宣称要用暴力推翻这个制度。但作为人来说，马克思又希望自己在这个制度下能够过上体面而高贵的生活(honorableandnoblelife)。用老马话说，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是不适宜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卷，135页)。可在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需要钱才能维持，而这恰恰是有钱的资产者才可以享受到的待遇。老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他痛恨、指责、批判、声讨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块儿造反、革命。一方面，他又希望在现实中，自己和家人最好能过上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一样的生活。
可他也不好好琢磨琢磨，你都跟整个社会宣战了，跟你所赖以生存的国家制度都誓不两立了，准备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人家还能给你好日子吗？
要说起来，英国的这种民主制度，对马克思还算宽容。老马是德国人，可自己的祖国容不下自己的儿子；没办法，跑到巴黎，可法国内政部下了驱逐令；老马又到了布鲁塞尔，比利时政府也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准他停留；老马回到科伦，可还是被普鲁士政府轰出了国境，最后只得流亡到伦敦。马克思前脚刚到，普鲁士政府后脚就赶过来了，不依不饶，一直追到大不列颠，告诉大英帝国的内务大臣，马克思是一伙宣扬暴动弑君，鼓吹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不逞之徒，万万不可收留，以免养虎为患。还得说人家大英帝国的官员有绅士风度，优雅地回答道：依照我们的法律，只要与英国女王无关，只要没有制定明确的计划，仅仅对弑君的讨论并不足以构成逮捕这些策划者的理由。于是，马克思全家便在伦敦落下脚来。马克思去世前9年，曾要求加入英国国籍，但未获批准。他死后也没有被安葬自己的祖国，而是长眠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舊題﹕其實﹐馬克思就在樓上)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工人阶级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克思一生无所畏惧。1865年，在给女儿小燕妮和劳拉所写的《自白》里，马克思曾豪情万丈地表示：对幸福的理解，就是斗争。如此看来，这世界上，还真没有让马克思害怕的东西。话虽这样说，可马克思毕竟是人，不是神仙。既然是人，就会有叫马克思心惊肉跳的事---那就是债主上门讨债。
1849年，马克思全家流亡到了伦敦。此时的马克思不仅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而且他的夫人燕妮即将为他生育的第四个孩子。刚到伦敦时，靠着夫人燕妮母亲的资助，全家人住在切尔西市区安德森大街。这是全城的时髦地段，紧邻国王路，租金昂贵。住在这样的地段，马克思和家人自然心情舒畅，可住了不到半年，就无法再住下去了。原因很简单，没钱付房租。
屋漏偏逢连阴雨，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刚刚出生的小福克斯，患上重病，经常剧烈抽风，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没钱雇奶妈，体弱多病的燕妮只好拖累着羸弱的身躯，自己给孩子喂奶。燕妮在给朋友魏德迈的信中曾痛苦地写到：由于病痛，孩子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开了口子，鲜血常常流进孩子抖动的小嘴里。
没钱交房租，房东叫来了法警，把马克思一家的全部家当，衣物、床铺、甚至是孩子的摇篮和玩具全部查封。并告知，如果两个小时后，仍还不上房钱，就将查封的东西全都拉走。尽管，马克思有剥夺剥夺者，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勇气和打算，可远水解不了近渴。花钱租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饶是马克思英雄，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焦头烂额的马克思，只得顶风冒雨，连夜四处寻找便宜的住处。可房主一听他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意出租。
听说马克思的财产被查封了，面包铺、肉铺、牛奶铺。药房的老板全都赶来了，生怕马克思欠的债黄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查封的床和值钱的东西，装上小车，拉起就走。按当时英国的法律，天黑以后，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又把警察叫来了，说马克思一家欠债不还，还要逃跑到国外去。谁说英国人绅士，不好起哄，纯粹胡扯。就在马克思一家与房东、债主为如何分摊债务吵成一锅粥时，不到5分钟，家门口就聚集了不下2、300个看热闹的人，比手划脚，指指点点，连奚落带挖苦。仅仅欠了5英镑的房租，竟遭到如此羞辱，出身名门闺秀的燕妮，那里见过这个阵势。要命的是，此刻，丈夫不在身边，身旁的孩子又怕又冷，瑟瑟发抖，低声哭泣。面对盛气凌人的女房东和咄咄逼人的债主，燕妮羞愧难当，心力憔悴。气得这位高贵文雅的夫人骂道：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
好说歹说，房东和债主们总算答应再延缓一个晚上。当夜，全家都睡在地板上。天亮后，马克思卖掉了一切家当，还清了所有债务，搬到了房租便宜的第恩街64号(见威廉.麦克莱伦《马克思传》235页)。这仅是马克思贫困生活中的一个插曲。
用老马自己的话说，他一生中打交道最多的一是当铺，二是债主。为了生计，他不仅将燕妮陪嫁的首饰、银器餐具给当掉到了，甚至连自己的外衣。裤子也当掉了。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自我解嘲地调侃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经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36页)最后，甭说是不知肉味，连吃面包和土豆都成了问题。
家里该当的东西都当了，剩下的出路只有借钱和赊账了。尽管马克思抨击资本主义如何罪恶，但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它的信用机制还是解救了马克思，否则老马还真是活不下去了。用燕妮的话说，从某些庸人那里借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痛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这也难怪，让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小姐，张着手，向朋友借几先令和便士，无异于乞讨，有失颜面。
威廉.麦克莱伦曾说，如果阅读马克思的信件，会有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家庭困难主要归因于他们生活在最为贫困潦倒的境地之中。然而，对马克思的收入认真考察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他的困难与其说来自真正的贫穷，倒不如说是希望保住面子，并且不会节用资金。这话听起来不近人情，可要从马克思一生的经历来看，麦克莱伦这番话，倒也没冤枉老马。
马克思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过着富足、舒适的生活。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名律师，在特里尔城担任律师协会主席，而且是当地高级诉讼法庭法律顾问，在市民中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马克思出生的地方是一幢建筑相当好的三层楼房。不久，他父亲买下了另一处房产，不仅有10间房，而且庭院中还有一套别墅。家中有两个女仆，在城市边缘还有一个葡萄园。
据最近的媒体报道，这套房现在是用于眼镜店和助听器店。100多年前，当地的马尔家族从马克思家人手中将这套房产买下。按照目前市场行情，这房产可以卖到100万欧元左右，将近1000万人民币。
在这样优越的生活条件下，马克思自然年少气盛。在中学期间，马克思的同学大部分出身中下层，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马克思很瞧不起这些人，经常写讽刺诗文嘲笑他们，并轻蔑地说这些人是农村来的笨人。自然，这些家境贫寒的穷孩子，也没有成为马克思的朋友。17岁时，马克思被送到波恩大学就读法律。远离父母，独立生活，用威廉.麦克莱伦的话说，马克思花钱一直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大手大脚，不善理财。这个毛病，伴随了马克思终生。在校期间，马克思参加了同乡会，把钱都花在了喝酒和各种交际方面。曾经因为醉酒吵闹，扰乱安宁被监禁。在与其他学生的决斗中，老马的左眼上部还受了伤，并被控有携带违禁武器，险些再遭惩处。
为此，老马克思气儿不打一处来。他不愧是律师，在给儿子的回信中，充分发挥了律师的辩才，连讽刺带挖苦：你小子不好好学习，整天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蹰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在花钱上就好像我们是阔佬，一年之内殿下已经快花光了700塔勒，既不合理也不通情。最富人家的子弟也不过花500塔勒。为什么？
也怪不得老马克思火冒三丈，按照当时的生活标准，普通人家一年只花180塔勒到200塔勒就够了，即使柏林市议员的年俸也不过800塔勒。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这样的开销，自然被父亲视为是那个为了获取种种快乐而与恶魔交往，出卖灵魂，堕入地狱的浮士德式的浪荡鬼。
大学没读完，马克思又谈上恋爱。对象是特里尔市的枢密顾问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燕妮出身名门，父亲和哥哥都是普鲁士的高官，典型的资产阶级上层家庭。老马克思担心儿子过早恋爱，难成大器，质问道：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能成熟吗？不管怎样，马克思与燕妮的结合，对马克思来说绝对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尽管马克思曾有愧于燕妮对他的忠贞。
一位是中产阶级出身的少爷，一位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小姐，在成为革命职业家之后，仍然按照过去的方式生活，面临的困窘可想而知。其实，按照马克思当时的收入，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馈赠，老马不至于闹到一贫如洗的地步。就在搬到第恩街64号的第二年，马克思一年至少有150英镑的进帐。在当时，150英镑对一个五口之家的中层偏低的家庭来说是足够用了。老马的朋弗莱里格拉特的家境与马克思相似，他一年收入不足200英镑，还经常自夸，说自己从来没有缺少过美味的牛排。
马克思和燕妮的出身决定了他们都是讲究生活品味和质量的，同时，过去的家境与地位也使得他们不得不顾及颜面。他们喜欢让别人觉得他们在伦敦过的很舒适惬意。马克思的母亲去世后，有一笔遗产要由老马在荷兰的舅舅会给他，为了撑面子，马克思回信欺骗他舅舅，说自己并不着急要这笔钱，因为自己刚刚在伦敦股票市场赚了400英镑。
马克思有一位战友，名叫奥古斯特.维利希，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盟员。此人出身显赫，是霍亨索伦王室后裔，普鲁士军官。1849年巴登起义中，恩格斯曾做过他的副官。他一到英国就来看老马，可马克思却毫不领情。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伤了马克思的自尊心。那天一清早，维利希身着华丽服装，登门拜访，打了老马一个措手不及，老马家中的窘迫自然尽收眼底。好面子的马克思自然不高兴。甚至燕妮也无端地怀疑，维利希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要勾引我？
为了顾及面子，马克思要子女接受上流社会所需的一切教育，补习法语、意大利语、请私人老师教授绘画、租借钢琴，学习音乐，并且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这一切，使得马克思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
1854年，燕妮要回特里尔探亲。出嫁的姑娘回娘家，当然不能太寒酸。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里尔，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376页)为了让燕妮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回娘家省亲，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马克思花了不少钱。可这样一来，面包房、肉铺的债主们不干了。合着，您有钱置办行头，没钱还债。您光顾着捣饬您老婆了，她倒是漂亮了，可您欠的饭钱和肉钱，我们向谁要去！面对债主的吵吵闹闹，马克思一点辄也没有，特沮丧，只好对恩格斯嘟囔：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8卷，28页)
对于贫困，马克思十分无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喟然长叹：老实说，我宁可切掉我的大拇指，也不愿意给你写这封信。每一想到半生过着依赖别人的生活，简直心灰意冷、并自我解嘲地说：我希望并深信，一年以后我能赢得一个像样的生活，根本改善我的经济状况，并终于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338页，441页)
作为革命者，马克思极端蔑视资本主义制度，他痛恨这个社会，他咬牙切齿地发誓：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9卷，551页)，公开宣称要用暴力推翻这个制度。但作为人来说，马克思又希望自己在这个制度下能够过上体面而高贵的生活(honorableandnoblelife)。用老马话说，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是不适宜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卷，135页)。可在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需要钱才能维持，而这恰恰是有钱的资产者才可以享受到的待遇。老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他痛恨、指责、批判、声讨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块儿造反、革命。一方面，他又希望在现实中，自己和家人最好能过上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一样的生活。
可他也不好好琢磨琢磨，你都跟整个社会宣战了，跟你所赖以生存的国家制度都誓不两立了，准备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人家还能给你好日子吗？
要说起来，英国的这种民主制度，对马克思还算宽容。老马是德国人，可自己的祖国容不下自己的儿子；没办法，跑到巴黎，可法国内政部下了驱逐令；老马又到了布鲁塞尔，比利时政府也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准他停留；老马回到科伦，可还是被普鲁士政府轰出了国境，最后只得流亡到伦敦。马克思前脚刚到，普鲁士政府后脚就赶过来了，不依不饶，一直追到大不列颠，告诉大英帝国的内务大臣，马克思是一伙宣扬暴动弑君，鼓吹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不逞之徒，万万不可收留，以免养虎为患。还得说人家大英帝国的官员有绅士风度，优雅地回答道：依照我们的法律，只要与英国女王无关，只要没有制定明确的计划，仅仅对弑君的讨论并不足以构成逮捕这些策划者的理由。于是，马克思全家便在伦敦落下脚来。马克思去世前9年，曾要求加入英国国籍，但未获批准。他死后也没有被安葬自己的祖国，而是长眠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