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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必须超越财富至上的物质主义时代(Z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李稻葵教授观察印度得出的两点结论提出了质疑,有一家网站把 我的文章标题擅自改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瞧不起印度》,仿佛我也加入讨伐 主流经济学家的大军。


  事实上,我完全同意李稻葵的第三个观察结论: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可以完全物质 化。

一个社会的和谐安定与否,不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平等性,还有很多主观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其中。印度穷人很多,但社会治安相当好。在全球有统计的62个国家中,印度的犯罪率处于倒数第二,谋杀率也处于中位数,低于泰国、波兰与美国,和芬兰差不多。李稻葵由此得出结论:可见,一个社会的安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 众的心态。印度教教义提倡忍耐,这对于印度社会的和谐是有帮助的。

  印度的经验确实可以颠覆物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方式在国人心中已经根 深蒂固。

  以前的历史暂不管它,至少这二十多年来的主流思想是,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财 富丰富起来,人民生活富裕起来,社会就可以臻于良性循环了。直到今天,张维迎教授 仍然在强调,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把饼做大。

  问题是,如果片面地强调做大饼,把其作为整个社会唯一重要的事业,为此不惜一 切代价,则做大财富之饼的过程,就会真的变成牺牲一部分利益的过程。其中,包括一 部分人抢夺另一部分的饼。或者从总体上看饼确实做大了,大部分人也都受益了,但有 些人被挤到边缘。

  回到李稻葵的断言,这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还导致了一个不大为人注意、 但却相当严重的精神后果。

  极端的“现代性”

  现代社会区别于古典社会和中世纪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世俗化,人的肉体欲望、 世俗的幸福获得了正当的辩护理由。至少在哲学家的论述中,古典时代人们追求的是美 德和正当,政府追求的是正义;到了现代,人们追求的是权利,政府则主要在进行财富 的再分配。

  经济学也正是在现代性发育丰满之后才由亚当•斯密提出的。而“经济人”概念由一位法国人发明,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相对于英国、美国,法国人、欧洲人启蒙得更为彻底,因而也更容易相信物质主义,相信人的活动就是追求个人欲望、尤其是 物质欲望之最大满足。

  中国为什么比印度经济增长得更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人缺乏当代中国人对于 财富的那种狂热向往和追逐。就像李稻葵所观察到的,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使得其中很多 民众对于财富有点淡漠,而其政治架构又使得政府不可能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政治目 标。

  如果进行国际对比性调查,或许可以发现,中国人对于财富的观念可能是最强烈的 ,很多人都把金钱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不管他/她是商人、市民还是教授、官员。 追逐财富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之一。

  此种情形有其历史渊源。20世纪以来启蒙者一直致力于讨伐传统,蕴涵在传统中的 道德也随之在人们的心目中丧失了正当性。正是在这种精神真空状态下,中国开始了市 场化过程。从旧体制下释放出来的个人,赤裸裸地面对财富的诱惑,财富立刻形成一个 新的图腾。

  如此民情可以为经济增长创造最为有力的精神环境,人们的企业家精神被最大限度 地释放出来。一些人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地从事任何可以赚钱的交易,而不需理会任何道 德约束。

  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实现了经济增长,很多政治社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因而,经济事务占据了人们的主要精力。一些地方政府本身似乎也变成了企业,一些政府官员算计着如何以本地资源(包括自然、环境、法律等)换取最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样,确实可以创造出非常优越的经济增长环境,因为增长计划毋须接受其他价值之审查和限 制。

  仓廪实与知礼节无关

  基于这两点,或许可以说,中国当代社会是“现代性”最为强烈的社会,是一个彻 底世俗化、财富获得最大程度关注的社会。

  这是祸是福?经济学家们似乎很兴奋,毕竟,经济增长的事实摆在那里。但是,人们也看到了另一个事实:在社会整体的财富已经大幅度增长、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所改善之后,人们的幸福感受似乎并没有同比例增长。看起来,物质主义的心灵,似乎具有某种自拆台脚的倾向。财富的诱惑是无止境的,如果民众的心灵完全被物质欲望所充塞, 那人们就永远处于不满足之中,也永远不会感受到心灵的宁静。

  古人确实曾经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只有当人们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下时,这句话或许才有点道理;而在大体正常的社会,仓廪实与知礼节是两码事。个人平均财富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健全,亦未必导向政治秩序的正义。这些完全属于另外的领域,需要人们进行另外的努力。比如,只有通过精神上的努力,才能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跟财富之多寡是没有关系的,而它本身 对于人的生命的价值,却至少跟财富一样重要。

  同样,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掌握资源价格、通过对各个群体的权利与利益进行偏颇的 再分配,确实可以促成一段时间内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也会制造出很多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增长本身的正当性就会遭到人们的怀疑,从而难以为继。

  李稻葵所描述的印度人的那种虔信,对于经济增长也许是不利的文化因素,但大多 数哲学家都会承认,那确实是好的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国人或许也同样需要在财富之 外,重视其他价值,比如,让自己的心灵、信仰更加充实,给肉体的生存注入更多超越 的意义。

  一个明智的政府,不会把经济与财富增长作为其施政的唯一目标。相反,政府的功 能首先是维护正义的秩序。因为增长导向而导致政策带上强烈商业精神,民众自然会把 这种商业精神放大到极端地步,这种社会真的会成为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尽管可能 挺繁荣,但却很贫乏。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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