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80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落潮以后，整个90年代沦为一个彻底平庸和彻底苍白的年代。在这种平庸和苍白中，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登上文坛，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雨。紧接着，《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相继问世，余秋雨所倡导的“文化散文”被人们口耳相传，而余秋雨本人也俨然成为传媒争夺的骄子和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文化在当前的状况以及在下个世纪的走向，扮演着无所不知的预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驾将把中国文化拉向复兴的马车。他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最喜欢他作品的年轻人们早已经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了——他们至多知道他是研究戏曲的专家、知道他为了“自由”而弃“官”（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不做。所以，余秋雨尽可以“放眼未来”，欢欢喜喜地踏上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
　　
　　然而，任何人的历史都是无法抹杀的，正如余秋雨先生深入中国的历史长河进行一次辉煌的“苦旅”，我也想深入到余秋雨本人所参与过的历史进程中，跟余秋雨先生进行一次真诚而艰难的灵魂对话和精神驳难。这对我本人、对余秋雨先生、甚至对所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必要的、无法回避的。所以，尽管余秋雨先生在许多场合宣称，谁批评他，就是想自己出名；谁批评他，就是盗版书的书商雇请的“枪手”；但是我还是愿意承受着这一“恶名”，来展开一场严肃而沉重的讨论。
　　
　　对我来说，“余秋雨现象”仅仅是一个个案，它背后所蕴含的人文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余秋雨这一具象的生命个体，而具有了一种普遍的“共性”。我希望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透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缺席与独立意识的沦丧，并寻找出一条精神重生之路。
　　
　　

历史拷问与灵魂拷问

　　
　　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纠结而成的“沉淀物”。历史是走向未来的阶梯，忘却了历史，也就丧失了通往未来的立足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余秋雨在90年代初这一特定的时刻，把“历史”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对历史进行一场艰辛的“反刍”，无疑是一种相当明智的选择。
　　
　　90年代文化思想的平庸和苍白，掩盖不了社会现实巨大变革的可能性。半个多世纪以前，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敏锐地感受到自己民族面临着一次十字路口选择的机遇和危机，因此他写下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你往何处去？》。这部巨著不涉及当下的现实，而是把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作为重建新文明的第一步。他提出的问题对整个波兰民族来说是极其严峻的——“你往何处去？”其实，当今的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在思索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余秋雨比大部分人先走了一步，他深知，如果没有对历史进行一场全新的拷问，将无法回答这个巨大的难题。他虽然没有写出像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这样的作品来，但是他在《文化苦旅》等散文集中所作的思考，显然是竭尽全力的，这一态度也让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感动并对作者产生某种程度的敬意。
　　因此，学者张伯存先生评价说：“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命运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
　　
　　既然是“苦旅”，那么在余秋雨的笔下，反复出现了许多悲剧事件与悲剧人物。在悲剧人物当中，尤以读书人为其关注的重心。余秋雨在拷问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时，的确显示出“下笔力透纸背”的功夫。然而，正是在这一面表现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显得失衡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在何方？作者自己在何方？
　　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读到他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灵世界的时刻。两个巨大的“空洞”导致了我对余秋雨散文的怀疑。
　　余秋雨在文字中扮演的是一个万能的“神”的角色，对他人指指点点，而自己绝不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
　　
　　一面重，一面轻，结果自然是天平失衡。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对此，张伯存先生指出：
　　“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他高贵的文化人心态不能不成为他传播文化时的一丝心里障碍，同时也疏远了他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张伯存先生说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进一步的分析则显得遮遮掩掩，似乎存在着“为尊者讳”的心态。
　　
　　从逻辑上说，因“高贵”而“疏远”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高贵的形象并不是通过对自身的遮掩来确立的。尤其在文学领域，伟大的作家们往往都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真诚”——真诚地向作者袒露自己的心灵，包括自己心灵中的善和恶。俄罗斯大文豪们，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无不是将自己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对自身恶行的暴露中，完成对自我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从而走向灵魂净化和舒生之路。让读者认识到自己不是圣人、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人，这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高贵，反倒成就了他们的高贵。所以，我认为，在余秋雨的作品中，自我灵魂的缺席，并非简单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而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就连郁达夫也勇敢地袒露自己被欲望所淹没的风月生涯，那么余秋雨究竟要掩饰什么呢？难道他还存在着比这更难以直面的往事吗？
　　
　　同样是历史的拷问者，与余秋雨相比，鲁迅先生不仅把手术刀对准别人，也对准自己——更多地对准自己。鲁迅在一篇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于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行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无目的，只是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状态上，表现出人们的心来。这确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鲁迅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开始与走完艰难的文学道路的。他论事论人固然是苛刻的，但对自己更加苛刻。鲁迅在思考中国的苦难时，把自己放置到苦难之中。奥古斯丁说，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区分，只有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在之分。过去和未来是现在意识对时间的折叠。因此，鲁迅深深地扎根于现在之中，正视自己内心恶的“基因”或者“诱因”，并抑制它在“现在”发作。他一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部的小人们，而是内在于他的那条“大毒蛇”。他一生都在进行着深刻的抵抗，即“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对罪恶的抵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们，都在一点一滴地挤出自己骨髓里的毒素，向着健康的人性一步一步地迈进。
　　
　　为什么标榜“拷问历史”的余秋雨先生拒绝这样做呢？
　　
　　为什么余秋雨会让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灵魂缺席呢？
　　
　　这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吗？
　　
　　
“文革余孽”

　　
　　近年来，许多“文革余孽”又开始重新登台亮相。
　　
　　沉寂了20年，他们依然还是不甘于寂寞，还是有那么多想说的话——假如他们要为当年的恶行忏悔，我举双手欢迎；然而，这群饱经沧桑的家伙们，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反而百般为自己辩解、开脱并不惜篡改历史真相，企图蒙骗后生小子。这批文革余孽当中，有原来中央文革的核心成员戚本禹、王力等人，他们如同蛟龙重现江湖，大谈自己当年如何如何与领袖亲近，自己又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云云；也有江青钦点的作家浩然，他再次宣称《金光大道》是最了不起的作品，是最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而他本人是对文革中的表现是“问心无愧”的；也有“梁效”成员周一良教授，他口口声声地说“毕竟是书生”，自己是受骗上当的，虽然写了些批判文章，却谈不上干过什么坏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不是说要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但我认为必须对他们歪曲历史、掩饰罪恶、开脱自我的无耻行为保持十分的警惕并进行坚决的揭露。
　　
　　比这些人更聪明的另一个人，是在文革中也有过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他干脆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世纪之交跨过去，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抛到脑后，管他是对还是错。他的这一策略，使他与文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漠，最后仿佛真的跟文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曾经与许多跟我同龄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交流，他们丝毫不知道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听了我的介绍后如同听天方夜谭，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可见，余秋雨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遗忘是人类保护自我的一种心理机制。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拒绝遗忘”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要求。余秋雨先生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对自己中学时代的一篇获奖作文念念不忘，这是人之常情。然而，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他能够记得中学时代的作品，而完全忘记了青年时代所写的一系列御用的大批判文章呢？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当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变动，“石一歌”的人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1个人。）这个笔名与北京的“梁效”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效”者，“两校”也，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
　　
　　我重提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与余秋雨先生过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隐私来给今天的人们好看。当年参与文革写作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想，作为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谅的——在那个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时代，人的选择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之间，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生存”——即使是屈辱的、违心的、苟且的生存。设身处地地替那个时代的人们想想，确实是“选择之难，难于上青天”。假如让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专政机器用装满子弹的枪口对准我的脑袋，逼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会不会写呢？坦率的说，我很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会写。所以，我认为，过分地在道德上对逆境中的人的选择苛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然而，当事情过去以后，自己应当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是忏悔、是反思，还是遮掩、伪饰？我认为，对过去的事情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
　　
　　令我遗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断然选择了遮掩和伪饰。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似乎不经意地写道：“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
　　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这种表面的不经意，实际上是经过了周密的酝酿、思索和策划。这是明显地为红卫兵开脱，并进而混淆文革的本质，将文革归罪于上层少数人的政治斗争。所以，顺流而下，像他这样的参与者也不过是受骗上当罢了，无需承担如何罪责。于是，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余秋雨则更加明目张胆了：“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顾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这段文字让我无比震惊。这就是那个在《霜冷长河》中高谈阔论关于善良、关于友情、关于名誉的余秋雨吗？红卫兵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无辜吗？真的仅仅是“顽童”吗？我在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中读到过许多血腥的场面，全是红卫兵的杰作。如果说那是小说，当不得真，那么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史料吧：
　　研究文革的学者王友琴女士曾经写过一系列关于文革中学生打老师的文章，列举了无数残酷的事实——在中小学里，有往老师的额头上钉图钉的，有让老师吃粪便、煤球的，有一把一把地拔老师的头发的，还有将老师打死后扔进开水锅里去煮的……我相信，对于这一切，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余秋雨先生应当比我知道得清楚。但他为什么要拼命掩饰呢？他为红卫兵辩护，归根结底还是想为自己开脱。他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保守派”，然后心安理得地面对“新时代”。
　　但是，有时导致的结果是越遮盖越张扬，污点往往越描越黑。尾巴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露了出来。对此，张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追问说：“按照并不复杂的经验提示和逻辑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对‘造反’之类‘心灰意懒’，‘赶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然突变为‘笔锋犀利’且十分活跃的‘大批判’写作者和‘潮流’中人呢？”（张育杭《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四川文学》1999年第10期。）
　　
　　巧言令色的余秋雨先生如何回答呢？
　　
　　我与张育杭先生一样，都在翘首以盼。
　　
　　
《胡适传》：个案分析

　　
　　从70年代初期起，余秋雨成为上海文革的一盏明灯。他的走红并非始于90年代初的《文化苦旅》，早在70年代初他就是“理论界”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写作了数十篇“脍炙人口”的大批判文章，这批文章的读者一定比今天读《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的人还要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走出“彼得堡”》、《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胡适传》等等。（这些文章均明确署名“余秋雨著”或“余秋雨等著”，至于其它未署名的、也是由余秋雨撰写的文章还有很多。考证出这些文章确实系余秋雨所写并不困难，因为即使余秋雨本人不承认，但很多当事人都还健在。）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是典型的石一歌的风格，即把鲁迅先生利用来作为他们打人的棒子，恣意曲解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这篇文章谈的是鲁迅的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余秋雨歪曲鲁迅所说的“永远进击”，对敌人不能讲“大度、宽容、慈悲、仁厚”，而直接移用到当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上，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打击“复辟狂”——也就是邓小平所走的道路。这是鲁迅先生去世后30多年发生的对鲁迅思想最无耻的“强奸”行径之一。今天那些为余秋雨先生优美的文笔倾倒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那些围着他签名的和一丝不苟地记录着他的讲演的青年们，有谁会想到他们尊敬的、温文尔雅的余秋雨，也会写出以上那样恶劣得不能再恶劣的文字来呢？
　　
　　余秋雨所写的《胡适传》收入《历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一书中。该书为文革后期名噪一时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之一，张春桥和姚文元相当看重这套丛书。《胡适传》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自从毛泽东50年代发起批判胡适运动以后，胡适在大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余秋雨的这篇《胡适传》显然是“应制之作”，语气霸道，文风恶劣，以主子的喜好为自己的喜好，以主子的厌恶为自己的厌恶，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余秋雨在《胡适传》中，对胡适百般辱骂，泼尽污水。例如写胡适刚刚留学美国，“对美国的一切，尤其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头赞不绝口，看到资本家带来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一个结论：
　　‘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接着他以一贯的“歪读”的方式，通过对胡适的一首诗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也就是‘卖’给美帝国主义，已成了当时胡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以‘群侍’自比，辛勤奔波呼号了。”胡适还有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
　　结尾是：“凭栏自语，故乡真在何处？”余秋雨先生很有读出弦外之音的本领，他分析说：“（这）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读到这里，我简直瞠目结舌了。假如余秋雨生在雍正时代，他一定是雍正皇帝的宠臣，他来帮助雍正皇帝搞文字狱，不知道要多搞死多少文人。满清王朝根据“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两句诗而兴起的文字狱，比起余秋雨的想象力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我想，皇帝会放手让最聪明的文人去迫害其他文人的，而余秋雨先生也会干得游刃有余。可惜啊可惜，这么一个天才却生错了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不得不写写《文化苦旅》这样的小文章来混饭吃，更大的天赋——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天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白话文运动的先行者之一。这是历史上铁板钉钉的记载。那么，如何解释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呢？仅仅是淡化是不够的，还要彻底抹杀。余秋雨是大批判文章的大手笔，当然善于信口雌黄、黑白颠倒。他写道：“要宣传崇洋媚外的买办思想和买办文化，‘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显然不太‘实用’、不太‘方便’的。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间，胡适的‘思想上起了一贯根本的觉悟’：他决心提倡白话文。”比起秦桧当年给岳飞安“莫须有”的罪名来，余秋雨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你胡适虽然也是在推动白话文运动，但你是出于邪恶的目的来推动的。所以，我们照样要全盘否定你。说你白，你就白；说你黑，你就黑。这样的奇思妙想，非天才不能有也。宋高宗要是知道有这样的天才，一定会感叹说，没有跟余秋雨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否则一定要“大用”他。
　　
　　余秋雨在概述胡适在1921年的活动时说：“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话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遮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够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够勾结！”三个排比，气势磅礴，体现了典型的文革文章的风格。真个是“杀人不见血”。
　　
　　《胡适传》是余秋雨文革大批判文章的一个典型。当然，它还不算余秋雨最恶劣的文章。文学史家王尧先生通过对这篇传记的分析，得出余秋雨“大文化散文”的雏形早在那时就开始了孕育，真是一针见血。
　　
　　
上海文人与“才子加流氓”

　　
　　鲁迅先生生前尖锐批评过上海的无行文人。他画龙点睛地概括说，这类人属于“才子”加“流氓”。所谓“才子”，就是说他们的确才气很高，诗词歌赋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所谓“流氓”，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
　　
　　上海是出“流氓加才子”式的人物的地方，这个城市最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是中国最像西方的城市。鲁迅说，这个地方云集了一批“西崽”和“洋场恶少”。鲁迅很不喜欢这个城市，但当时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好在上海与“才子加流氓”式的人物们战斗着。
　　
　　鲁迅当年痛斥过的汉奸文人、《文坛登龙术》的作者、今年已经活到一百岁的章克标，现在又开始在上海蠢蠢欲动。这名“老寿星”屡屡在报刊上接受采访，大谈百岁老人如何睿智地看待一个世纪的风烟云云。在谈到鲁迅先生的时候，他“委屈”的表示，鲁迅当年“误解”了他，可惜先生死得早，不然会有“和解”的机会云云。而且，章克标居然还登出征婚广告，征求老伴。鲁迅先生不在了，要是地下有知，一定又会写出精彩的文章来。这个活宝，是海派文人的典型代表。
　　
　　鲁迅先生后继无人，而章克标却后继有人，余秋雨先生不啻是章克标精神的传人。他兼具了“才子气”与“流氓气”，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才子气”，鲁迅曾经谈到古代许多著名的才子，如唐伯虎之流的才子，实际上不过是戏曲中的“二丑”的角色而已。具体到余秋雨，他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谈历史，谈人生，谈艺术，谈自己美丽的妻子马兰，真是无所不谈，才气纵横，就像周星驰在电影中的夸张说法——如同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王东成先生说，他从余秋雨的散文中“能够嗅到自称江南第一才子的桃花庵主唐寅的影子和气味来”，这一评价极为准确。（王东成《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说“流氓气”，钱理群先生在分析鲁迅所说的“流氓”的概念的时候指出，本来一个人的理论不断变化，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思想者，即使发生转变，他也有思想发展的一个脉络，一个道理。而对流氓来说就不存在，他的变化是没有线索可寻的，你简直弄不清楚他为什么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讲。但他有一个东西不变，就是维持自己的私利。所以这种人，鲁迅统称之为“流氓”。（钱理群《说“演戏”》，见《话说周氏兄弟》，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具体到余秋雨身上，他在文革中会看准时机向专制主义者们献媚，充当“官”的帮凶、帮忙和帮闲；而在90年代的怀旧热、国学热中，他又横空出世，从幽暗的巷子里杀将出来，再次成为时代的宠儿、传媒的焦点、青年的导师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在这个时代，他则充当了“商”的帮闲，而且干得得心应手。最火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刚刚参加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说，余秋雨对此“兴奋得不得了，急着要展开他第二个文化苦旅”。本来这一活动是著名记者唐师曾策划的，但余秋雨居然大言不惭地将创意据为己有。在余秋雨的主持下，“文化”与商业得达成了最佳的联姻。
　　
　　在各地的巡回讲演中，余秋雨装出一副宽容的态度来，胸襟广阔地谈论身边的一切，却不涉及自己。他对文革、对皇权时代的暴力很宽容，却不宽容针对自己的批评；他歌颂皇帝们，歌颂跟自己类似的才子们，却对自己身边老百姓的苦难持冷酷的态度。我想起波普的一段话：“知识分子尤其容易犯的那些罪恶：傲慢，近乎教条主义的自以为是、理智的虚荣。所有这些都是小的罪恶——不像残酷那样的大罪恶。”（波普《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余秋雨轻描淡写地回顾文革，就是一种罕见的残酷。所以，以上波普所说的所有罪恶他都具备了。
　　
　　鲁迅先生说，对付流氓的最好办法就是拿他过去说的话和他现在所说的话作对比，他最怕你比这个。所以流氓要追求一种“忘记术”，或者叫做“抹杀旧账”。
　　这正是余秋雨不回忆、不忏悔的根本原因。鲁迅说，中国人要抹杀旧账，办法太多了，比如出过一回洋，到国外去一圈，回来，没事了；生一场病，游几天山水，开一次会，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再睡一夜觉，或者自打几个嘴巴，或者滴几滴眼泪，照样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还觉得这样太麻烦，就白一白眼睛，反问道：这就是我的账吗？我是这么说的吗？你歪曲我吧？有的时候连眼睛白也不白，因为白眼睛也挺麻烦的。联系余秋雨对自己的过去的叙述，简直有“孪生兄弟”一样的效果。他在《山居笔记》中说，自己在文革中因为生了病，到乡下疗养去了，所以有幸逃过浩劫；他在岳麓书院演讲的时候则对某学者的提问不置一词。或者滴水不漏，或者反戈一击，总之，运用种种手段来让自己从历史中脱钩——就像魔术师一样，即使被重重捆绑着扔到海底，也能够奇迹般地逃生。
　　
　　余秋雨这样绝不忏悔的人成为中国当代最有“文化”的人，这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正如钱理群先生在论述鲁迅深恶痛绝的流氓文人时所说的那样：“对于他们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抛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当一个社会发生混乱的时候，旧的秩序破了，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就会出现这些穿行其中的流氓。他们把语言的游戏性发挥到极点。也可以说，语言的游戏走到了末路。流氓的出现是一个‘末路现象’。这几年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流氓横行、沉渣泛起的时代。我们有泡沫经济、泡沫政治，还有泡沫文化，这正是意味着时代要发生变化了。”（钱理群《论“演戏”》，见《话说周氏兄弟》，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
　　
　　
忏悔：一个缺失的人文传统

　　
　　余秋雨的不忏悔，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患了这个疾病。余秋雨仅仅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个案而已。我“揭露”余秋雨，不是跟他这一个人找茬，而是希望通过对他的剖析透视中国的文化的传统和现实。直到今天，在中国，忏悔一直是一个缺失的人文传统。
　　
　　不管是文革的亲历者，还是文革后出生的人，都面临着“文革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像所有德国人都面临着“奥斯维辛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一样。骇人听闻的罪恶已经发生，它是何以发生的？它会不会再次发生？它是否已经将毒素注射到我们的血液中了？然而，缺失忏悔传统的中国，很容易轻轻放过这些问题。
　　
　　洪子诚先生在谈论中国当代作家的忏悔意识时，作了三个层面的分析：“第一，在一个重大的，尤其是带有‘灾难性’的影响到广大民众生活命运的历史事件之后，个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责任’问题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是‘强者’也罢，是受害的‘弱者’也罢，都不能说是与自己无关而脱离与‘历史’的关系。
　　第二，人们对于这种‘责任’的承担与反省，却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有的勇敢地面对‘真实’，有的则以各种方法回避（‘健忘’就是其中一种）。面对‘真实’者可能是出自外部的压力，也可能是来自个人良知的驱使、鞭策。第三，最使人感到不安和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的出现：最该‘愧怍’者因‘健忘’等原因而心安理得，不必怎样愧怍者有可能受良心折磨而畏缩迟疑，而继续在‘生存竞争’中落伍。”（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余秋雨先生正是这样的一种“心安理得者”，正是因为这种“心安理得”使得他“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在“新时代”的竞争中获得了可以同当年的竞争相媲美的、甚至超越了当年的成功。
　　
　　而巴金先生采取的另一种态度，一种主动忏悔的态度。巴金确立了这样的原则：从解剖自己开始。反省，首先要进行对自我的审判。本来他是受害者，但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精神上的缺陷：“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起初把假话当作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真话当假话说。”（巴金《随想录》）与巴金先生的良知和勇气相比，余秋雨卑琐的人格昭然若揭。本来他在当时充当的是打手和帮凶的角色，他比巴金先生更应当忏悔和反思，但是他却轻易让自己过关，当年他是戴着白手套“杀人”的（被他所写作的大批判文章直接或者间接地害死的善良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今天他只需要轻轻松松地把沾满鲜血的白手套摘下来就算与历史“拜拜”了。
　　
　　对于文革，余秋雨当然算不上罪魁祸首，还有许许多多比他负有更大责任的政治人物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知识分子在整个文革中，处于受迫害的一极，即使是像余秋雨这样的“红人”，也不过是被利用者罢了。对于历史，我们应当尽量抱宽容的态度，正如波普所说：“宽容是认识到我们人的可错性的必然结果：人孰无过，我们一直在犯错误。因此让我们互相谅解对方的愚行。这是天赋人权的第一个原则。”（波普《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但是，这种宽容是建立在自我忏悔的基础上，对于那些犯有罪行却死不忏悔的人，我们不能一味地宽容——纵容了恶的力量，也就伤害了善的力量。
　　
　　在西方，近半个世纪来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奥斯维辛以后的神学”来。这种神学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永远不忘奥斯维辛遇难者的惨叫……奥斯维辛是，并且永远是一场对我们认为神圣这的一切所犯下的暴行。”然而，在中国这个缺乏宗教传统因而也就缺乏忏悔意识的国家里，除了巴金先生以外，很少人直面文革的惨剧。正像任不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善于遗忘的民族必然寡廉鲜耻。德国宗教学者默茨认为：“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者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受难回忆总是重新面对政治权力的现代犬儒主义者。”（默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秋雨的遗忘和不忏悔，再一次充当了专制主义的帮凶，再一次对历史犯下了重大的罪行。这一次犯下的罪行，甚至比当年参加文革写作班子的罪行还要严重。
　　他由于自身对责任承担的恐惧和道德的缺陷、理性的软弱，陷入了毁灭记忆的疯狂之中，从而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我不禁想起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一段话：“没有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这么多的人在我眼前走过去了，这些行尸走肉，他们记得的仅仅是官方许可他们记得的事件——而且仅仅以官方的方式。”（肖斯塔科维奇《见证》，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
　　
　　一个不忏悔的人，一个缺乏起码的良知的人，一个履历充满肮脏的记录的人，一个在遗忘中再次犯罪的人，却奇迹般地成为新一代青年的“偶像”，成为这个时代最有“文化”的学者，成为年轻人的“人生导师”——他在文章中教育大家要有理想，有良心，要做善良的人、真诚的人。他的文章是优美的、流畅的、有感染力的。喜剧以正剧的方式登场了——这才是时代最大的悲剧。
　　
　　任不寐先生在论述忏悔意识时，特别强调自我的忏悔。忏悔意识不仅用批判理性批判分析他人，更多的是用批判理性反省自己。在这样的意义上，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最具有忏悔精神的人之一。任不寐认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罪恶同样内在于我们自己的灵魂中时，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回避和抗拒罪恶；只有我们意识到我们面对罪恶的懦弱是如何可耻时，我们才会表现出抵抗罪恶的道德勇气；只有我们意识到自己也可能犯同样的罪恶或至少萌动同样邪恶的欲念时，我们才能最有说服力最公平地拯救罪人（无论是通过法治还是宗教宗教）和开展理性的批评。”（任不寐《向自由忏悔》）
　　
　　假如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忏悔，那么中国的自由和正义只存在于“过去”和“将来”。假如我们都像余秋雨先生那样失去了对苦难的记忆、对罪恶的记忆、对责任的记忆，那么我们所期盼的幸福和详和的生活便永远没有保障。假如我们的历史还是像积淀了仇恨、愚昧和迷狂并且反复释放的《二十六史》，那么我们的将来也必然是其中某个章节的重演而已。
　　
　　这就是我“不放过”余秋雨先生的根本原因。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