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我最近刚从国外归来，据我所知，其实很多海归人士在踏入国门之初，都会有点惊讶于眼前的反差：混乱无序的车辆、漠视交通规则的市民、态度傲慢的服务员、如此纷繁的城市收费项目……我个人没有这些反差，毕竟我才离开六个多月，这里也不想讨论反差。但这两天我却困惑于一种中国人的思维定式：“成王败寇”观。

总体而言，人类的道德价值观体现出的更多是人的共性而不是民族差异性。我困惑是，象“成王败寇”这种不为道德所接受的庸俗利己主义会如此深远的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长达千年，并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潜真理”。尤其是今天，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思想方式上的进步，“成王败寇”观以及衍生理念如“人不为己，天铢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反被更很多人视作普遍真理，乃至今天的中国现实社会成了一个逐利社会，几乎都沦为了一个名利场。

这是经济成长的代价吗？但为什么东亚诸国和我们有相似的文化传统，但他们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比如日本，韩国。

西方也存在功利主义理论，《论自由》的作者约翰.密尔就写过一本名为《功利主义》的著作，他把“快乐原则”即人以追求快乐为最高目的，作为功利主义的一条公理，但密尔并没有滑入庸俗利己主义，他反而强调道德、正义的必要性，即使如此，功利主义在西方也没有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至于把达尔文进化论引入人类社会的理论也有一些，但事实上也没几个成功的。即便对二十世纪影响很大的尼采，人们对他的推崇更多因为他对西方传统基督教文明的批判，而不是他的“超人”观。

我有个不成熟的看法，这是由于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决定的。据费正清先生的统计，中国大约6/7的人口生活在1/3的土地上，中国确实有人居住的地区只有美国的1/2，而供养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正是因为太多的人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又面对干旱、水土流失，江河泛滥等一系列自然灾害，中国人自古以来生存环境是极为恶劣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土地资源就成为了生存的基本资源，但是土地资源本身是有限，不可增长的，对生存资源的争夺就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生存较量，我得到就意味着你失去，如一句农村谚语所说“要想富，四邻穷。”

中国的生态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人而言，生存的基本是土地，也就是自然，再引申出去，就是“天”。生存是由“天”决定的。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中国社会体制，自然是以对土地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社会等级和社会秩序，集权是最能够有效控制有限的土地资源的治理方式，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结构都是帝王制，即“天子”有权掌控一切土地资源，等级的划分决定了对资源，于等于对其他人的生存空间的控制权限。

马克思.韦伯曾经把中国比作“家族结构式国家”，就是因为这种地位的尊卑制度下，社会秩序既然是为尊者服务的，卑者除了仰仗尊者生存，别无他法（造反算是个异数）。“成王败寇”不就是对尊卑地位的争夺的结果吗？

今天的中国已经从重农经济变为了重商经济，但我觉得仅仅倡导重商主义是不足以解决资源分配问题的。因为我们基本沿用的是重农经济的社会体系，也就是说，农业社会的尊卑制度在商业社会仍然被继续使用，财富的支配仍然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等级，即权力、地位、政策等等，这和西方的传统自由商业精神是完全不同的。而在农业社会模式下一定程度的商业放开，当然也带来了一定效果，但同时带来了更多的财富浪费，管理混乱和资源流失（我把贪污也算作资源流失）。

对中国今天的商业社会，由于来自农业社会的观念和体系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我就姑且不当地把一般人的生存资源认定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钱吧。对钱的拥有决定了生存的基本，或至少是生存质量。那么，商业社会对金钱崇拜和农业社会对土地，即对“天”的崇拜，可以说是等同的，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的那么多的人们漠视道德，见利忘义，信奉并尊崇丛林法则了。

新的经济结构，不是可以靠模仿或照搬就可以轻易成功，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很多后遗症已经显露出来了，比如过于悬殊的贫富差异、过高的失业率、过酷的就业竞争、过多的贫困人口等等，其实是在提醒，深一层的改革势在必行了。

我认定，中国的富强不仅仅在于GDP有多少，而在于社会有多合理，人民有多安定。不要再仅仅按农业社会的思维，仅仅炫耀量而不是把质作为决定性东西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